Tsui Lam Estate

政府日前公佈耗資22億，於新界興建一條全長逾一百公里的單車徑，將荃灣、屯門與上水、沙田及西貢連接起來，這對於單車愛好者而言確是一個好消息。但除了假日休閒及旅遊之外，政府對於單車還有什麼政策﹖

在歐洲，無論是大城市及小鎮，單車均是頗為重要的交通工具。小鎮人口分散，公共交通服務班次疏落，單車成為最經濟及普遍的代步工具，這不難理解，但大城市呢﹖在交通日益擠塞、環境日趨惡劣的情況下，單車無疑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法。以巴黎為例，公共出租的單車叫Velib，只須付出少量的金錢，便可以在分佈全城的千多個單車站租用及交還單車。據資料統計，巴黎目前有超過兩萬部出租單車，平均每隔約250公尺便有一個單車站。這些單車停泊站，原來的用途往往是汽車停泊處。巴黎市政府此舉，正是希望減少車輛的使用率，並將道路開放予所有人公平使用，而非從前般只偏重有車階級。在巴黎的街道及行人道上，隨處可見使用此服務代步的市民及遊客。

高雄捷運亦已於去年年底，決定在市內設置五十個單車租賃站，其中二十個在捷運站旁，預計提供四千五百部單車，並提供如歐洲公共單車服務般的甲地借、乙地還的服務。中國內地亦已就此進行長遠規劃，並於大城市如北京、廣州等地推行。

從前，中國內地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單車，被視為落後、不文明的代表。如今單車已成為平衡個人需求、城市交通負荷及環境的標誌，本港特區政府卻仍然只把單車視作休閒文娛，不考慮單車對解決本港交通及環境問題的方法之一。例如在全港建立巴黎、高雄般的公共租借單車系統，讓市民可直接騎單車上班上學，或到鐵路站轉乘集體運輸系統。除建立單車徑外，亦應研究車輛及單車共用道路網絡的可行性，平衡不同階層市民對道路的需求。

在一句金融海嘯下，籌劃多年的廣深港高鐵在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的大旗下匆匆上馬。由去年十一月起的兩個月反對期，在無聲無息之中過去，市民沒有被諮詢的份兒。菜園村村民被迫搬村，跑到運輸及房屋局請願，婆婆說不想離開，「唔好拆我間屋」，副局長邱誠武一臉和藹，說要給婆婆上樓。邱副局與婆婆之間的對話之所以不能發生，除了是不願意之外，更多是基於一套不同，或說是狹窄的觀念。讀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的空間》（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2005），可以對這次事件及政府的行政邏輯有更深的認識。

哈維在書中的第一章，利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首先它追求優良的企業環境，為資本累積創造良好的條件。它敵視約束，包括邊界、地理、甚至是民主制度。它致力促進資本跨越邊界移動，以便資本流動到更高利潤的地方。高速鐵路追求速度，壓縮地理時空，例如由香港到北京只須十一小時。當然，高鐵不必然只為資本服務，但在廣深港高鐵的例子裡，我們卻看不到除此以外的考慮。工程不設正式的諮詢，公眾無從參與。政府將工程交由上市公司港鐵營運及興建，全無公眾問責性可言。高鐵總站設於西九，將厭惡性的車廠及救援站置於資本邊緣的新界西。這種考慮影響到高鐵工程對空間如收取菜園村土地上的判斷。

如何理解空間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會對高鐵的定線、設站等需要佔用空間，以及更根本的——為何興建提供答案。哈維在書中引述它在《地理學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1969）中對空間作出三個劃分。第一是絕對的（absolute）空間，哈維說﹕「空間是絕對的，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例如標準化的測量、繪圖、行政及國界，又例如私有產權的劃分，絕對的空間是十分清晰的。之後是相對的（relative）空間，是物體之間的關係。這種空間須考到與時間的關係，可名之為時空（space-time），例如金融流動的空間—時間性。另一種是相對意義的空間，哈維稱之為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他說﹕「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亦即一個物體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例如在這個空間上的人與土地的關係、生活及記憶。萊布尼茲（Leibniz）指，時空的關係性並非孤立的空間，而是圍繞那個點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例如天安門廣場所承載的政治及集體記憶，便無法載入絕對的空間中。

哈維指，人們往往過份專注於絕對及相對的空間，以及時空的物質及概念面向，忽視生活及關係。在廣深港高鐵的事件中，政府以金融流動的空間—時間性為落實工程的支撐邏輯，將其他考慮一一壓倒。港鐵公司的宣傳片，全是高級行政人員及老闆的訪問，亦赤裸裸地顯示鐵路傾向資本的面向。在定線及收取土地上，它以絕對空間的私有財產界線擬定，盡量使用政府土地，顧及地產利益，傾向避過需要付出大額賠償的原居民土地，而選擇大量收取非原居民土地的菜園村，不考慮旁邊的軍營、荒地及天秤場。

這種深具偏見的空間思維，其實在天星、皇后的事件中已經曝露出來。本土行動強調皇后的日常使用／生活，其與港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的本土性。政府對於這種關係空間，完全是無法理解。皇后一事，政府尚可以重置碼頭，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以紀念碑形式去凝固歷史，勉強用上「集體回憶」等修辭降低公眾的反應。但在遷拆菜園村這個問題上，這種方法已不再可行，更別論以四十年前殖民地的「收地上樓」思維去解決問題。哈維說，關係空間是人的主體性所在，要理解當然是十分困難，但這卻是最重要的問題。四月十一日的菜園村答問大會，政府官員只以「法定程序」、「聆聽意見大會」視之，問責局長及副局長亦拒不出席。在天星、皇后事件後政府表示會在城市規劃、保育等問題上多花功夫，原來亦不過如此。

社運隊 2:4 有今生無來世

希臘哲學家大戰德國哲學家

片子攝於1996年，有李麗珍及舒淇。去年上映的《金瓶梅》雖然導演都係錢文錡，但就成品評價，在劇本、角色、拍攝手法等等全都不及96年這個黃金時期了。如今拍得三級片的男角不多，《金》片中的叫林偉健，可能大家都唔識。女角梁敏儀，已經三十有二，仲堅持唔露點的。《金》換來以全日本AV女星掛帥，總是覺得不甚順眼。當然，要求有《玉2》的超強陣容是不可能的了。另《玉2》其中一個最值得留意既，係地道至極的粗口對白，《金》則大量降低對白的重要性，而更著重於性愛場面，倒是有一點點在看AV的感覺。

三位立法會議員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財政預算案時，搶稿叫喊兼擲香蕉道具。三十餘名議員聯署譴責，謂該三位議員「嚴重影響議會正常運作，破壞立法會形象」，同屬泛民的民主黨及公民黨，謂有關行為「傷害立法會尊嚴……表示不滿和非常遺憾」。曾俊華事後表示，不理解三位議員的行為，認為這在嚴肅的議會是相當令人失望的行為。誠意，議會之所以為議會，是希望議員代表人民，就重大政策進行討論，正確作出決策。如果世上真有這種議會的話。

就在不久之前，南韓的在野民主黨，為阻止執政的大國家黨通過新的媒體法案，於國會靜坐，阻止會議進行，又在國會門外與警方發生衝突。相形之下，將搶稿、擲香蕉道具等視為暴力，實在言過其實。在全面民主化的議會，往往不乏相類似的衝突、抗議。這中有幾個原因，如在某些制度設計下，執政黨取得國會大多數的議席後，便幾乎能不受限制地通過議案，不論這些議案是否有足夠的民意背書和討論。又如在媒體主導的社會下，要贏得選舉，便不能不依賴這些「出位」行為，這本是議會的常態。因此，這種代議式民主常常受到批評，如選民難以監察議員在選舉期外的行為、議員表現未能符合選民期望等等，故有愈來愈就以參與式民主替代代議式民主的討論。

香港的議會既未全面民主化，直選又採用比例代表制，使議會傾向分裂。在制度設計上，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權力極少，在阻止政府議案上又受到分組點票的限制。政府長期持有足夠的支持票，各項政策的討論不過行禮如儀。議員在一年之內，也許不會得到一次向行政長官提問的機會。有些議員更是一年之內，也不會提出任何質詢。一次示威，一眾議員高官便高呼維護議會尊嚴，破壞嚴肅的議會等等，再看看立法會平日是如何「正常運作」，只能是令人失笑。

嚴肅的議會印象何來﹖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曾說，意識形態（ideology）透過呼喚主體，令主體誤將其處境和身份，想像成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國家機器在「社會沒有不和諧的；政策沒有不務實的；討論沒有不理性的」宣傳攻勢底下，塑造一個社會團結一致，人人努力奮鬥的香港故事的論述，普羅市民被預留一個安份守己的主體位置。這個論述最新的補充則是在金融海嘯下，政府集中全力搞好經濟，與市民共迎挑戰。在這個結構下，一個能有效支持現有政府延續管治、權力上殘缺不全的議會，又怎會不被形容為「嚴肅」、「有尊嚴」及「正常運作」﹖

站在政府及親政府黨派的一面，發聲明譴責抗議行為以維護官方論述，實在是正常不過，奇怪的是部份泛民黨派竟也批評起來。爭取民主本來在這個「社會和諧、繁榮穩定」的地方上，不具應有的位置。泛民本來要做的，便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反對派，去發掘論述底下被忽略的社會矛盾，例如揭露港式金政結合的情況，例如基層市民的困境，例如市民無法享有的權利，例如香港社會的上流機會並不是真的那麼多。他們未必需要認同三位議員的抗爭手法，但是否能對官方論述有更多的敏感﹖他們打算如何對抗這種在爭取民主化的路上必須面對的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