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i Lam Estate

人氣電視劇集《巾幗梟雄》中，四奶奶目睹異像，再印證老爺日記所載，斷言蝗蟲將至，打算下令農戶立即收割，以保住兩成收入。四奶奶就此諮詢得力助手柴九的意見，柴九說，蝗蟲乃天災，沒有人會怪罪於你。但是，若果一旦你下令農戶收割而蝗蟲不至，四奶奶你可會大禍臨頭了。四奶奶對柴九說，我明白了，便轉身到大廳宣佈要所有農戶收割，並在眾人面前押上自己所有的名譽及權力。在面對災害時，四奶奶基於充實的證據支持，敢於與大多數人的意見相背。

電影《天使與魔鬼》則提供了面對災害的另一種面向，教皇內侍利用歷史傳說，虛構光明會對教廷的威脅，然後做「秀」一場，令自己變成整個天主教的大英雄，目標自然是教皇一職。「面對災禍或其突如其來的過程，人類的回應時常是判斷力和迷信恐懼的組合。」（段義孚《恐懼》，頁一八三）對於災禍的恐懼，構成對英雄的崇拜及無限的權力。

自禽流感、SARS及恐佈主義等名詞流行起來後，人類愈來愈傾向陷入上述這種「迷信恐懼」，政治家亦愈來愈擅於操作災禍恐懼，這種政治操作往往得到媒體主動配合，並伴隨著免費公眾曝光及增加民望的機會。《衛報》專欄作者Simon Jenkins說得好﹕「即使危機沒有發生，危機仍然是危機，這便是危機的真正意義。」從公關的角度看，危機處理固然重要，然而如何誇大或創造危機然後予以「解決」，卻是更加有利。

特區政府當初確診首名H1N1流感病人，立即宣佈將該病人入住的酒店全棟隔離，爾後又宣佈之後即使再發現新個案，亦不會再將全楝大廈隔離，政府根本沒有就這種政策轉變提出充份的理據，一如當初決定將整楝酒店隔離的決定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特區政府的官員評分全線上升，特首的支持度上升3.8分至57分，升幅最多為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評分急升17分。

因為這次「災禍恐懼」，最直接受損的，是維景酒店的300名旅客，相對於七百萬香港市民，這些主要操英語及普通話的旅客，實屬於少數中的少數，他們無法致電到電台，以廣東話向聽眾訴說被困的情況。香港「康復」了，我們尚欠這300位旅客一個交代，更迫切的是——正視社會面對災禍及恐懼的反應。

政府日前公佈耗資22億，於新界興建一條全長逾一百公里的單車徑，將荃灣、屯門與上水、沙田及西貢連接起來，這對於單車愛好者而言確是一個好消息。但除了假日休閒及旅遊之外，政府對於單車還有什麼政策﹖

在歐洲，無論是大城市及小鎮，單車均是頗為重要的交通工具。小鎮人口分散，公共交通服務班次疏落，單車成為最經濟及普遍的代步工具，這不難理解，但大城市呢﹖在交通日益擠塞、環境日趨惡劣的情況下，單車無疑是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法。以巴黎為例，公共出租的單車叫Velib，只須付出少量的金錢，便可以在分佈全城的千多個單車站租用及交還單車。據資料統計，巴黎目前有超過兩萬部出租單車，平均每隔約250公尺便有一個單車站。這些單車停泊站，原來的用途往往是汽車停泊處。巴黎市政府此舉，正是希望減少車輛的使用率，並將道路開放予所有人公平使用，而非從前般只偏重有車階級。在巴黎的街道及行人道上，隨處可見使用此服務代步的市民及遊客。

高雄捷運亦已於去年年底，決定在市內設置五十個單車租賃站，其中二十個在捷運站旁，預計提供四千五百部單車，並提供如歐洲公共單車服務般的甲地借、乙地還的服務。中國內地亦已就此進行長遠規劃，並於大城市如北京、廣州等地推行。

從前，中國內地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單車，被視為落後、不文明的代表。如今單車已成為平衡個人需求、城市交通負荷及環境的標誌，本港特區政府卻仍然只把單車視作休閒文娛，不考慮單車對解決本港交通及環境問題的方法之一。例如在全港建立巴黎、高雄般的公共租借單車系統，讓市民可直接騎單車上班上學，或到鐵路站轉乘集體運輸系統。除建立單車徑外，亦應研究車輛及單車共用道路網絡的可行性，平衡不同階層市民對道路的需求。

在一句金融海嘯下，籌劃多年的廣深港高鐵在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的大旗下匆匆上馬。由去年十一月起的兩個月反對期，在無聲無息之中過去，市民沒有被諮詢的份兒。菜園村村民被迫搬村，跑到運輸及房屋局請願，婆婆說不想離開，「唔好拆我間屋」，副局長邱誠武一臉和藹，說要給婆婆上樓。邱副局與婆婆之間的對話之所以不能發生，除了是不願意之外，更多是基於一套不同，或說是狹窄的觀念。讀哈維（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義的空間》（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2005），可以對這次事件及政府的行政邏輯有更深的認識。

哈維在書中的第一章，利用了大量的篇幅去描述新自由主義的運作邏輯。首先它追求優良的企業環境，為資本累積創造良好的條件。它敵視約束，包括邊界、地理、甚至是民主制度。它致力促進資本跨越邊界移動，以便資本流動到更高利潤的地方。高速鐵路追求速度，壓縮地理時空，例如由香港到北京只須十一小時。當然，高鐵不必然只為資本服務，但在廣深港高鐵的例子裡，我們卻看不到除此以外的考慮。工程不設正式的諮詢，公眾無從參與。政府將工程交由上市公司港鐵營運及興建，全無公眾問責性可言。高鐵總站設於西九，將厭惡性的車廠及救援站置於資本邊緣的新界西。這種考慮影響到高鐵工程對空間如收取菜園村土地上的判斷。

如何理解空間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會對高鐵的定線、設站等需要佔用空間，以及更根本的——為何興建提供答案。哈維在書中引述它在《地理學解釋》（Explanation in Geography,1969）中對空間作出三個劃分。第一是絕對的（absolute）空間，哈維說﹕「空間是絕對的，它就成為一個物自身，有獨立於物質之外的存在。」例如標準化的測量、繪圖、行政及國界，又例如私有產權的劃分，絕對的空間是十分清晰的。之後是相對的（relative）空間，是物體之間的關係。這種空間須考到與時間的關係，可名之為時空（space-time），例如金融流動的空間—時間性。另一種是相對意義的空間，哈維稱之為關係空間（relational space），他說﹕「空間被認為包含在物體之中，亦即一個物體只有在它自身之中包含且呈現了與其他物體的關係時，這個物體才存在。」例如在這個空間上的人與土地的關係、生活及記憶。萊布尼茲（Leibniz）指，時空的關係性並非孤立的空間，而是圍繞那個點的過去、現在及未來。例如天安門廣場所承載的政治及集體記憶，便無法載入絕對的空間中。

哈維指，人們往往過份專注於絕對及相對的空間，以及時空的物質及概念面向，忽視生活及關係。在廣深港高鐵的事件中，政府以金融流動的空間—時間性為落實工程的支撐邏輯，將其他考慮一一壓倒。港鐵公司的宣傳片，全是高級行政人員及老闆的訪問，亦赤裸裸地顯示鐵路傾向資本的面向。在定線及收取土地上，它以絕對空間的私有財產界線擬定，盡量使用政府土地，顧及地產利益，傾向避過需要付出大額賠償的原居民土地，而選擇大量收取非原居民土地的菜園村，不考慮旁邊的軍營、荒地及天秤場。

這種深具偏見的空間思維，其實在天星、皇后的事件中已經曝露出來。本土行動強調皇后的日常使用／生活，其與港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中的本土性。政府對於這種關係空間，完全是無法理解。皇后一事，政府尚可以重置碼頭，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謂的以紀念碑形式去凝固歷史，勉強用上「集體回憶」等修辭降低公眾的反應。但在遷拆菜園村這個問題上，這種方法已不再可行，更別論以四十年前殖民地的「收地上樓」思維去解決問題。哈維說，關係空間是人的主體性所在，要理解當然是十分困難，但這卻是最重要的問題。四月十一日的菜園村答問大會，政府官員只以「法定程序」、「聆聽意見大會」視之，問責局長及副局長亦拒不出席。在天星、皇后事件後政府表示會在城市規劃、保育等問題上多花功夫，原來亦不過如此。

三位立法會議員在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讀財政預算案時，搶稿叫喊兼擲香蕉道具。三十餘名議員聯署譴責，謂該三位議員「嚴重影響議會正常運作，破壞立法會形象」，同屬泛民的民主黨及公民黨，謂有關行為「傷害立法會尊嚴……表示不滿和非常遺憾」。曾俊華事後表示，不理解三位議員的行為，認為這在嚴肅的議會是相當令人失望的行為。誠意，議會之所以為議會，是希望議員代表人民，就重大政策進行討論，正確作出決策。如果世上真有這種議會的話。

就在不久之前，南韓的在野民主黨，為阻止執政的大國家黨通過新的媒體法案，於國會靜坐，阻止會議進行，又在國會門外與警方發生衝突。相形之下，將搶稿、擲香蕉道具等視為暴力，實在言過其實。在全面民主化的議會，往往不乏相類似的衝突、抗議。這中有幾個原因，如在某些制度設計下，執政黨取得國會大多數的議席後，便幾乎能不受限制地通過議案，不論這些議案是否有足夠的民意背書和討論。又如在媒體主導的社會下，要贏得選舉，便不能不依賴這些「出位」行為，這本是議會的常態。因此，這種代議式民主常常受到批評，如選民難以監察議員在選舉期外的行為、議員表現未能符合選民期望等等，故有愈來愈就以參與式民主替代代議式民主的討論。

香港的議會既未全面民主化，直選又採用比例代表制，使議會傾向分裂。在制度設計上，議員提出私人草案的權力極少，在阻止政府議案上又受到分組點票的限制。政府長期持有足夠的支持票，各項政策的討論不過行禮如儀。議員在一年之內，也許不會得到一次向行政長官提問的機會。有些議員更是一年之內，也不會提出任何質詢。一次示威，一眾議員高官便高呼維護議會尊嚴，破壞嚴肅的議會等等，再看看立法會平日是如何「正常運作」，只能是令人失笑。

嚴肅的議會印象何來﹖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曾說，意識形態（ideology）透過呼喚主體，令主體誤將其處境和身份，想像成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國家機器在「社會沒有不和諧的；政策沒有不務實的；討論沒有不理性的」宣傳攻勢底下，塑造一個社會團結一致，人人努力奮鬥的香港故事的論述，普羅市民被預留一個安份守己的主體位置。這個論述最新的補充則是在金融海嘯下，政府集中全力搞好經濟，與市民共迎挑戰。在這個結構下，一個能有效支持現有政府延續管治、權力上殘缺不全的議會，又怎會不被形容為「嚴肅」、「有尊嚴」及「正常運作」﹖

站在政府及親政府黨派的一面，發聲明譴責抗議行為以維護官方論述，實在是正常不過，奇怪的是部份泛民黨派竟也批評起來。爭取民主本來在這個「社會和諧、繁榮穩定」的地方上，不具應有的位置。泛民本來要做的，便是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反對派，去發掘論述底下被忽略的社會矛盾，例如揭露港式金政結合的情況，例如基層市民的困境，例如市民無法享有的權利，例如香港社會的上流機會並不是真的那麼多。他們未必需要認同三位議員的抗爭手法，但是否能對官方論述有更多的敏感﹖他們打算如何對抗這種在爭取民主化的路上必須面對的意識形態﹖

一直於各項民調中處於安全線的自由黨主席田北俊，究竟因何原因落馬﹖不少報章於選後指，自由黨與民建聯在鄉事的問題上決裂，導致自由黨失去大量鄉事票。9月10日蔡子強教授在《明報》論壇上的文章，指出鄉事派的流失並不嚴重，反而是在公屋及私樓區的重挫致敗。

另有論者指，起因為中聯辦要懲罰自由黨在零三年在廿三條事件上轉軑的報復。首先是故意不將票源分予自由黨，此外又容許其他親北京人士如新界東的龐愛蘭參選，減低田北俊當選的機會。

我們且來看看第一種說法，究竟是否建制派將票源緊縛，力保第二席的陳克勤入會，不將票源分予田北俊﹖筆者選取了新界東三十六個選區，比較零四年及今年立法會選舉民建聯及自由黨得票的變化。這些選區的區議員都是民建聯或公民力量成員，選區在兩屆立法會選舉之間亦沒有重大變動，以反映在這些民建聯組織較佳、鐵票較多的選區，選票會否出現奇妙的變化。

參統計數字，民建聯在這三十六個選區取得23,299票，今屆則取得23,159票，在投票率下降10%的情況下，兩次選舉竟然只相差140票﹗泛民在這些選區，只取得51%的選票，比平均的六十多個百分比相差甚遠。這兩除反映民建聯動員選民投票的能力、地區工作的效用之外，亦表明民建聯在兩次立法會選舉中沒有重大的分票策略。所謂民建聯陰乾田北俊之說，實難成立。

至於龐愛蘭的參選，分薄田北俊票源之說，從兩者爭取的票源上看，確實是有互相重疊。單看總票數，今屆如將田龐兩人的得票相加，數字是49,330，那麼田北俊將會以第三高票入局。然而，大家能夠相信「無形之手」能夠寧願多一位泛民人士入局，都不要屬建制派的田北俊嗎﹖

再將兩屆選舉得票比較，除民建聯由九萬五千票增長至超過十萬外，其餘各派均錄得跌幅，如泛民便由二十二萬票降至二十萬，跌幅約為10%，正好等於投票率下降的數字。自由黨呢﹖零四年田北俊得68,560票，只餘下42%的選票﹗即使加上龐愛蘭的票數，仍然只餘下72%，這尚沒有計及部份零四年支持曹宏威及黃宏發的保守票源。到底這些選票哪兒去呢﹖

「無形之手」是否有責任呢﹖再看筆者選取的三十六個選區的例子，今屆田龐兩人共得9,117票，上屆田北俊則獨得12,322票，總得票跌幅達25%，可見並非全因選票配予龐而棄田的問題﹗如此嚴重的跌幅，必須要另覓答案。

傳統的智慧說，投票率高對泛民有利。比較今屆及去屆新界東的選戰，在投票率相差近10%的情況下，泛民竟然多取1席。這固然與零四「七一彩虹名單」策略失誤及選民奇蹟配票有關，然泛民得票比起上屆，其實不過減少了10%，幾乎與投票率完全相符。

另一項傳統的智慧說，泛民、建制及中間的比例大約為六、三、一。這一點似乎亦必須重新檢視。

第一，今屆泛民的政治光譜擴闊，有形象中產的公民黨，有教會支持的黃成智，比起上屆感覺模糊湊合的「彩虹名單」確實清晰得多。對於中間選民而言，選擇無疑多了。不少中產的選票，便是從田北俊轉到公民黨。值得一提的是，長毛今屆得票四萬四千餘，上屆這個數字是60,925，他一人失去的票，就等於泛民流失選票的80%，這些極有可能都是零三年的怨氣票。

第二，從上列的分析可見，在沒有投票的群體中，存在大量去屆支持田北俊的支持者。這批選民沒有投票，令田龐兩位親建制的中間派失去至少25%的支持。六三一的定律，在經常投票的群體當中或能派上用場，但近五成沒有投票的選民當中，中間派肯定不止一成。

這批中間派的取態，似乎泛民、建制派及自由黨都予以低估了。他們或許在零三年參與七一大遊行，或許在零四年投下泛民及當時阻止了政府立法的自由黨一票。他們不喜歡建制派盲目保皇，就廿三條立法，他們不滿政府施政失誤。然而，當香港又回到了繁榮自由穩定的狀況時，他們再次回到政治沉默、自力更生、努力向上的「香港人」狀態，泛民vs建制的對立對他們並不適合。若然如此，最應該叫呼籲選民投票的，不是泛民而應該是自由黨。

隨田北俊與周梁敗選，劉皇發退黨，自由黨只餘下六個功能組別的議席，該黨究竟會否變得更為保守，抗拒直選﹖這樣的話，自由黨想要重回直選，必然絕無可能。自由黨的命運，並不在於「無形之手」是否配票。自由黨未來的領導，能否抓住四年前投田氏及周太一票的近十二萬選民的想法，找到自由黨的路線，去擴展那一片尚待定位的空間﹖

陳氏自八十年代起，便於荃灣參選，歷屆的立法會選舉，陳氏亦主要靠荃灣食胡。公民黨的張超雄今屆首次直選，有指其主要以公民黨的形象爭票，筆者試從各個細票站的資料，看看這兩個觀點。

決定性的選區是荃灣﹖

參今屆荃灣的得票，張超雄得到7,880票，支持度為12.38%，其中有2,600票，是由公民黨兩位排在名單之後的區議員陳婉琛及黃家華的選區梨木樹取得。陳偉業得8,128票，支持度為12.82%。上屆陳氏在本區得12,305票，支持度為16.95%。

由此可知，陳氏在荃灣的力量已大為縮減，得票比上屆少4,000票，跌幅達33%。失守最嚴重的票站為荃灣中心，04年時此區現任議員為陳氏友好李洪波，李氏落選後，陳氏在本區得票大跌近1,000票。而公民黨的兩位區議員十分稱職，分別令張氏在兩個梨木樹的票站得到34.42%及41.02%得票，這些全是公民黨的地區工作票。

三區打成平手

陳氏及張氏在各大區的得票率如下﹕

葵青 陳 6.87% 張5.85%
屯門 陳 8.79% 張8.39%
離島 陳 6.02% 張6.25%
元朗 陳 8.02% 張5.47%

先看葵青，陳氏在青衣設有一個辦事處。在去屆的區議會，陳氏亦分別支持2人出選，1人在辦事處當區，另1人在葵盛西，結果陳氏在辦事處類近的3個選區及葵盛西，均得到10-14%的選票。張氏在本區只有3個票站高於10%，分別是藍澄灣、盈翠半島及華景山莊的中產選區，再次印證中產形象。

觀屯門一區，張氏有4個選區超過10%，分別為三聖、景峰花園、恆福花園，亦全屬中產選區。陳氏則只有1個。兩人年內均沒有在此經營，大部份均是形象及政黨票。

離島方面，陳氏及張氏再次打成平手。陳氏在設有辦事處的逸東村、與鄉事關係友好的梅窩及坪州取得良好成績。張氏則在2位公民黨區議員的協助下，在東涌北、愉景灣分別取得21%及29%的得票。在包括東堤灣畔在內的東涌南亦得11.61%。

關鍵在元朗

陳氏勝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元朗區得票比張超雄多近2,700票，兩者的得票率相差近2.5%。陳氏再次靠友好議員及辦事處食胡，在多年友好議員陳美蓮選區，陳氏得828票近33%的比率，相反張氏只有77票，單是一個選區已相去700票。在辦事處鄰近的選區如M22及M23，陳氏得票亦達到10%以上。在部份民主陣線友好的選區如麥業成，陳亦得略高於平均的9%。（親國民黨組織，梁雪芬在選舉論壇上要社民連切斷與民進黨的關係，否則沒有國民黨的票，此言實虛。）張超雄則再靠中產票，在嘉湖北、嘉湖南及錦繡花園得10%以上。

公民黨區議會部署失誤

上述可見辦事處以及區議員的能力了，回頭審視公民黨07年的區議會選舉，可以發現幾點不足之處。公民黨在新界西派出13人參選，純中產的只有東涌北及愉景灣，其餘不少選區均是大量公屋，包括逸東、建生、寶田、山景、大興、石圍角。在屯門出選的5位黨員，全部只能取得約30%或以下落敗，在立法會選舉中，這些曾派員參選的選區，比起沒有派員參選的公屋區，相去低於1%。反而在07年新分拆的東涌北選區，當時公民黨的林有嫺以35%的得票險勝。當時林得到的554票，張氏在立會中則得564票，得票率為21.88%，比一般中產區高出一倍以上。如此看來，公民黨當初是否應派員到更多的中產區份﹖

參考去屆陳偉業在元朗，亦得8.12%，惟公民黨在去年並沒有派員出選元朗區議會，是否公民黨並沒有意識到，陳氏是最有機會與張氏爭最後一席的人選﹖

陳偉業得社民連效應

上文千餘字，似乎在說地區工作的回報，其實這並不是筆者想說的觀點，比較陳氏在04及08年的得票率﹕

04年 08年
荃灣 16.95% 12.82%
葵青 6.04% 6.87%
屯門 8.14% 8.79%
離島 7.83% 6.02%
元朗 8.14% 8.02%

各區形勢的變化，主要為離島4年來因為私樓入伙及逸東村落成，遷入大量新移民及中產，分別對工聯會及公民黨較有利。元朗則有民主黨分拆張賢登參選，在陳偉業從前的民主黨責任區宣傳。陳氏則仍主力荃灣及天水圍，對於何俊仁責任區屯門工作不多。

筆者大膽估計，陳氏之所以能在上述因素夾擊之下，仍能元朗力保8%，又能在屯門得到少旺增長，實乃社民連及黃毓民人氣之助。這股效應未必十分之大，但如果影響到1%會投票的選民，票數已經達到4,000票。這4,000票作用有多大，相信不須再說。

社民連勝選之後，不少報章均指左傾力量抬頭。雖然社民連全港得到10%的選票，但當中有多少是毓民及長毛的個人票﹖更合理的，是參看他們兩人以外社民連招牌的影響，阿牛今年得票比上年多5,000票，上升一倍有餘，陳氏得32,000票，比去屆36,000票少10%。但觀陳偉業荃灣區失去4,000票、投票率低不利泛民及張賢登出選元朗三大不利因素下，仍然能堅守第八席，最能解釋的，就是社民連及主席黃毓民的影響力。

***舊了幾日的文重貼，太長，只貼一段，都係連去毒煤算。

社民連的立法會造勢大會原定於八月二十三日，於麥花臣球場——零六年十月一日社民連成立的地點舉行。因風球關係，改於九月五日於九龍公園露天廣場舉行。雖然臨時改期加上平日晚上的不利因素，參與者仍然達到二千人，相信是單一泛民主派政黨舉行造勢活動之最。主席黃毓民表示，目前的選情是坐三望五，長毛說，大家等著開香檳慶祝。且看社民連在欠財力、人手，又得不到傳媒祝福的情況下，會否真能得到最後的勝利。草就幾點匆匆記下。

最後的勝利﹖——記社民連立法會選舉造勢大會

自由黨田北俊及周梁雙雙落馬，是本次選舉最興奮的事。究其原因，可能真是因為廿三條的光環消失，近排反商情緒較高，太多保守中產人士參選以及民建聯報復之舉。

說回長毛新界東選情，參上屆2004年的資料，長毛得票率最高的區域依次為沙田區大圍(18.10%)、大埔區富明(17.26%)、北區鳳翠(17.14%)，之後才是西貢的景盛區的景明苑(16.69%)及小弟居住的翠林(16.62%)。今屆形勢則完全不同，最高變成寶林(17.3%)，之後依次為彩健(16.67%)、翠林(16.15%)、景林(15.94%)，第五及第六才是北區的天平及沙田的瀝源。頭四位全在將軍澳，實在感到驕傲﹗

原因會否為﹕區內子弟就讀的英文中學壓迫愈大，反抗愈大﹖
正常版原因﹕西貢年輕人口剛踏入投票年齡、獨自出選的黃成智在北區吸引力較大